老狼最近很宅，绝不是因为今年的猪是疯狂的原因。

 

奥特曼费尽周折申请来一个剑三的封测号，我们几个共用这一个号。这回的金山，确实不错，没让我失望。期待公测，可以和更多的朋友笑傲江湖，媳妇儿从七秀试着练万花，我从天策试着练纯阳。

 

WII总算入手了，和媳妇在家打网球打的胳膊酸疼，然后跳舞又跳的浑身酸疼。《马里奥银河》在第三个星球上人就死光了，《天诛》最多一局被发现了23次才宣告刺杀任务成功。但是WII版的《实况足球2009》还要花时间适应，老顽童这样熟练左右互搏的人玩起来一定轻松。

 

媳妇儿说，每天都是晚上很晚的时候才能NDSL上玩一会她的《动物之森》，那些森林中的好朋友都睡觉了！但在5月13日那天，媳妇儿打开《动物之森》，依旧是很晚的晚上11点多了，她的门口站着一只绵羊芭芭拉，对她说，我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别说，这游戏做的，还真叫人感动。让我瞬间忘了芭芭拉曾经在WII版《动物之森城市人》测试中被修改的种族歧视字眼的问候。

 

《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小说字数和句式确实耐看有嚼劲，相比《沙门空海》和《阴阳师》的排版，纸张利用率高的出奇。让人欢喜的是《明朝那些事儿》出大结局了，我又可以从头再过一遍这本老狼在2008年读过的最好的一本书。发现我不排斥畅销书了，前几天还想看看《杜拉拉升职记》来得，虽然一直没实现，但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让我更想快点好起来，不能踢球，但我还想跑步。

 

《火影忍者》已经存了有10集没看了，岸本是不是没心思画了，一直在回忆啊回忆，拖沓的好没意思，相反《海贼王》却是每星期等着更新，超新星和“新世界”正在慢慢展开，好看无比，老狼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海贼王》绝对是动画精品大作。这段还在研究围棋，《棋魂》里的佐为实在可爱，那么喜欢围棋的人，单纯的可爱，我也想有那样的一个环境，可以单纯的下棋，或者，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要是搁在《寻枪》、《可可西里》那会儿，我是真气。《可可西里》那片子，算是美誉度不错的了吧，我们吃了那么多苦，还是有许多人在那跳着脚骂。但是现在，我就想，经历这些东西挺好的。新生的东西破土而出，是要经历点什么才好。就像经历过霜打的麦子，没蔫的、活下来的那些会更牛。他们现在已经打不倒我了。今天早上我才知道，截至昨天，我们首周末票房7000万。我现在就算一分钱不赚，我这事儿也成了，这片它成了。”

“现在每天票房1000万，怎么可能不赚呢？我已经是个7000万的导演了。票房才是硬道理。你知道，我现在对着那些肆无忌惮、歇斯底里、跳起脚来骂我的人，倒有几分快意。我拍的东西，还能让你那么难受，有那么大的生理反应？！我就有种恶作剧的快感。”
　　
“胡适就说，他时常替那些骂他的人着急，‘他怎么就骂不到点子上去？’”

 

我没资格骂您，陆川导演，其实我挺喜欢您的电影，《南京南京》没看，《寻枪》和《可可西里》都看了，当然，拍《寻枪》时你委屈的要死，没办法，谁跟姜文拍片要是能拗过他，那算能耐。《可可西里》时你依然委屈的要死，没办法，艾未未说您贩卖伤疤，他是您的朋友也是有影响的艺术家，您也只得听听。

 

我挺理解您自己的艺术追求，可您表现出来给别人看后，对于外界评论观点的褒贬不一，您就要有思想准备。不能说您带着一帮人马几乎不要命的去可可西里拍片，就要求人家对你拍出的作品一味的赞扬，否则，就是不理解你？

 

作品呈现出来后，它的艺术价值就由社会和时间来评定了。在前面的文章里我说我不会去看《南京南京》，理由的确是那很纠结，很难受，而且，这样的题材如果您在反映原有的爱国教育的历史观，那从小我们的爱国教育学堂上不知道看过多少遍这样的题材；如果您在表现自己的历史观，我不太想对这样人类历史上惨痛的杀戮发表什么人性化的见解。

 

韩寒说的好，现在讲立场的太多，讲是非的太少。电影的表现是你的立场，但这篇文章的观点却只是我心中的是非，我只是觉得战争中侵略的一方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是正义的吧？当然，也许我说错了，你们随意批评。

 

吴宇森张艺谋都被一路骂来，目前华人导演里最成功的李安，一样有人骂他骂得很难听，他们的电影，也一样是“吃了那么多苦”拍出来的。祝愿陆川不仅仅是票房7000万的导演，他以后还能导出更多更好的影片。

 

但请记住，前面不可能一马平川只顺着你的思路奔跑，胡适不是替骂他的人着急，他是一个在乎名誉但也能容忍毁谤的人，“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

 

声明一下，我绝对不是华谊派过来骂您的网络炒作者，怕您误会。再送一句胡适的话：“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早上打开新浪首页，看到这个标题，大唐盛世这四个字吸引了我，点击，就看到了这么一篇貌似是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写的文章。

 

这篇发言稿读起来真不是滋味，我没看到一个应有的企业家责任的概念，或者说联系这次论坛新机遇和跨越式发展主题的铺垫。有的只是穿越，从“大唐盛世”那里得来的虚妄影子。你们真的好给西安面子，在北京的红楼上待了8年，出来的第一次给了上海，第二次就给了西安。嗯，其实我不该这么说的，人家这样写的意思是为了证明西安在中国西部，乃至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经济、文化等等等等的地位。

 

西安政府也好给你们面子，都有幸享受克林顿入城的仪式了，对大唐的评价一致没有杂音？您别说世界范围了，就中国史学界都有着各种观点论争，您说的这情形只有举着红宝书的年代可以做到，当然，那个时候是不允许有杂音的。然后，文章归于正题了——“今天全世界对于中国最高的评价之一，就是说中国好像正在重现当年大唐盛世的盛景”。

 

“但是，我觉得我们听了这个评价，也不要飘飘然”。飘飘然的是你们这些意淫大唐盛世景象的人吧。形似神不似？那咱就从形上比有哪点像了，国土、军事、财富？好吧，我就当成您在反讽了：形似是说，我们永远是臣民，不是公民；神不似是说，但是我们现在连大唐臣民的幸福都没有。

 

“如果说有普世价值的话，可以说盛世唐朝就代表了当时那个世界上最大的普世价值，就体现了人类当时最重要的价值取向，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人类所追求的一个美好的未来”。拜托了，求求你们别再用普世价值这四个字折磨我了，自从地震后，妈逼得普世价值这四个字被用的泛滥恶俗，最关键的是，用的人有多少真正了解这个词语的意思的。 人类追求的美好未来是李唐还是蒋唐还是毛唐？？？

 

接下来那段我就不想再评论什么了，反正世界迷路了，都跟着中国走吧，中国可以说不，中国是榜样，中国引领世界经济了，中国说世界经济危机没事，于是就没事了。

 

现在我疑问，中国的企业——领袖——被洗脑的人起的这样的词，领袖，在中国意识形态下政治词汇讽刺般的商业用途——每年都要开这样的会？？？他们每年聊这些有什么用？想起有天晚上广东卫视马云在那里大讲特讲未来的企业必须是小型的，未来的淘宝用户一天营业额不超过50万就不叫大卖家，……实在看不下去了，换台，结果中央台的《我们》，俞敏洪又在那里激情讲述自己成功的宝典，……曾经还是这个栏目，那个时候还有牛根生，还有史玉柱……这些是我们的企业“领袖”吗？商业道德、社会责任，我们拿什么来追问他们？我们只能拿自己没钱来询问他们怎么赚钱。我们看到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钱，我们要自己的孩子像他们一样，有很多很多的钱。

 

我忽然觉得我们像是在被搞传销的讲师洗脑，这些年轻人心中的偶像，创业英雄，他们成功的宝典对你而言也许是葵花宝典，他们心中的未来就真的是你们心中的未来吗？就真的是中国的未来、世界的未来吗？

 

别随便用“大唐盛世”了，白糟蹋这么个富有文学想象的词。

 

来看看金山介绍《剑侠情缘3》的一段文案：《剑网3》完全还原真实的唐代风貌，再现了大唐盛世的繁荣昌盛……历史的车轮将大家带到了大唐王朝时期，《剑网3》使用全3D来诠释中华传统文化，并将诗词、歌舞、丝绸、古琴、饮酒文化、茶艺、音乐等多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融入到游戏中。

 

这一段剑三正在封测中，我进去体验了下，选了天策的角色，李世民秦王府的精锐，号称“东都之狼”，就当自己是到了大唐盛世，做了一个小兵吧。

对天朝没什么看法也没什么想法了，我怕天朝以时速70公里的速度把我顶起5米高，撞飞20米远；也怕天朝跨省跨市的把我抓到紫禁城里玩躲猫猫。

 

社会上就没停过让人激愤或者看不惯的事情，周围议论纷纷，有人问我看法，我讲个故事吧，引自董桥的《英华沉浮录》。

 

湖北有一位老画家，姓朱名志元，三十年代入党，会刻印，在延安的任务是仿制敌人的各种证件。解放后任武汉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大跃进年月不画“亩产万万斤”的浪漫主义作品，反而画实实在在的《老牛图》，还题字说：“老牛力倦已多年，秃顶眼花只爱眠。”又画《瘦竹图》，题两行字：“只因食肉少，画竹不能肥”，迹近反动，立刻降职为市文物店经理。当时有新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上演，写一个工人打鸭子而忘了身边的阶级斗争。朱老于是大画特画鸭子，却题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画鸭子过万计，人民大会堂湖北厅也悬挂他的《竹鸭图》，谁向他索画鸭子一定命笔。后来年纪实在太大了，家门口贴告示曰：“朱老年事已高，闲人不得索鸭”。

 

老狼快30岁了，以后别问我对天朝的看法了，年事已高，闲人不得索鸭。

 

清亡之际儒家学者梁济因为失望于这个世界的旧秩序与新秩序而投湖，在此三天前，他出门时遇到儿子梁漱溟，问他“世界会好吗”？这个问题在梁漱溟弥留之际，依然问道：“这个世界会好吗？”

 

现在我不到30岁，也想问一句：他妈的这个世界会好吗？

 

对不起，去掉脏话，再问一遍：他妈的会好吗？

 

其它的我不想多说了，我怕“康熙大帝”们又说我发牢骚，虽然我是想发成离骚的，可我们这儿没有汨罗江，只有黄河，跳进黄河是洗不清的。

我不会去看《南京！南京！》的，对不起，这种题材的电影在我看来，成全的只是导演的野心或者别有用心，不是中国人的良心。

 

或者你们可以骂我不敢面对伤疤，随意骂，反正我们的社会永远是用道德的高度斩杀别人，比如说感染上H1N1的回国者，你们要枪毙了人家，怪人家回国。

 

我无语，人家上机的时候检查过还没有症状，这种潜伏的病不是人家想要带回来传播的。何况，正是人家放暑假订好机票回家的时候。你们好高尚，你们的道德可以让你们这样去枪毙一个人。

 

然后地震一周年的国殇就这样被全民恐惧和全民抱怨给冲淡了，地震刚发生时那些说活该四川人民的言论又慢慢甚嚣尘上，或者说，我们习惯了像“末法时代”描述的那样，在全民看不到出路的及时享乐兴头上，容不得哀伤，也容不得温情，因为你身边的人会骂你矫情。所以，只有谩骂，谩骂，谩骂。我们真是继承五四精神，想起李敖先生20年前谈五四的一篇文章，着实有见地。500年来白话文第一的自夸我们就当是他自撰的广告文案，可20年后依然振聋发聩的见解立意确实让我们感慨这个社会究竟变了没有？

 

看看现在，从来就没认清楚民主和自由精神的国人，用谩骂、谩骂、谩骂来标榜自己的独立人格。我们这些年轻的后生们动不动就以鲁迅自居，来表达“出离愤怒”的情绪，却忘了鲁迅是如何帮助那些曾经落魄的年轻的后生们的。

 

董桥先生写《年轻萧夏林的愤怒》，说“我想到的是我没有在内地生活过，我没有经历过一波接一波的运动和批斗，我对走过火红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怨怼和不平时刻会有齿寒的共鸣；对于他们的宽容和宽恕和宽让，我也常常抱着宽纵的理解”。

 

我们没有知识分子了，我们会骂道，你才是知识分子，你们全家都是知识分子。我们很满意这样的状况，连死去的人都不会放过，何谈活着的人。

 

陶渊明的一首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死去的南京大屠杀的同胞们，死去的地震中的同胞们，你们即使不愿意宽容宽恕和宽让，我也能宽纵的理解，因为你们，不会愤怒了。

 

 

 

五四运动至今七十年了，台湾岛外的朋友，希望我谈谈五四。做为以思想家、历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够把这题目彻底的谈一谈，藉以纠正几十年来大家对五四的错误认识。 

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再予以评价。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却在大江东去，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胡适、罗家伦，都是我认识的，五四时代，他们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乱飘荡之际，他们都局促海隅，无复当年了。这些凋谢了的身影，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使我在下笔时候，别有领悟。

胡适生前，我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我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写信给我，可是还没写完，他就死了。死后他的文件都被监管，不过据看过这封残信的台大校长钱思亮见告内容，并没否认我上面的论断。事实上，胡适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批评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抢青年去搞政治的举动，他怪国民党、怪共产党、甚至还提到「梁任公（启超）他们也抢青年」，言下不胜惋惜。另一方面，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引起陈独秀在台湾故旧的不满，写文章质问我根据什么证据，『确知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的「相约」？ 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的吗？』事实上，胡适所写他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外，有一封失传了的信，便是证据。在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就收有这封信。信是写给陈独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他建议由北京同人发表一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可见大家讲好专心为中国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确是经过相约。不幸的是，这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最后终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呢？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个人的解放。而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五四运动以后十六年，胡适写「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回忆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和陈独秀、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人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 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启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是政治的、进而拥党自肥的、洗别人心革别人面的。在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觉下，举国若狂，认为时不我与，而要中风疾走、结党营公，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各路英雄来救国，中国是不是会更糟呢？是不是一定等不及了呢？戊戌政变时，与康有为同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照王照的意见，中国拖了三十多年还没亡，可是当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国而去救第二代、第三代，则三十年后，民智大开，思想解放，个人解放，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人，才是建设新中国的本钱。当然，王照这种迂腐之论，谁也不要听他的，大家都吵着说中国快亡了、缓不济急了。这种忧虑，最后使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也都投入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挂帅里。结果，经过三十年的折腾，收回了台湾，可是丢掉了大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对俄引狼入室、对日以德报怨，满目疮痍之中，右派法西斯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得到大陆。中国人付了几十年「救亡」的代价，最后，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

 

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为什么？因为在几十年的浩劫下，中国人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已经面目全非、奇惨无比。从外在的压力看，中国人陷入集体主义的制度下，殊少个人的自由和显示个性主义的条件；从内在的突破看，中国人中的匹夫匹妇固然氓之蚩蚩多是混蛋；至于其它出类拔萃之士，在「冲决网罗」(谭嗣同语) 方面，表现得也一塌糊涂。五四于今，七十年了，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精神，又在那里？海峡东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还在国民党老神在在下，曲学阿世又阿当道，不敢攻击三民主义，有的还妄想「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海峡西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虽然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有勇敢的觉悟，但是因为几十年的教条污染，这种觉悟，还处处留下污染的痕迹而不自觉。一般说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们跳来跳去，以为自己跳出来了，其实还在如来佛的掌心里。他们著书立说，处处不脱马克思的心传与唯物的独断，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在争自由民主。海峡两岸的出类拔萃之士按说不该像匹夫匹妇那样混蛋，但是，他们又高明多少呢？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新文化运动，在标榜的项目上，虽不周全，大致不差。但是由于他们本身也在摸索中前进，所以矛盾时出。以急先锋陈独秀为例，他气壮总胜于理直。他大刀阔斧论古典主义之当废，但却同时盛誉古典主义而不自知；他明白宣布「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但却误以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他说实验哲学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并希望两者能成为联合战线，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辩证法是达尔文演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实在不是什么科学，但是陈独秀却不知道，他的徒子徒孙也不知道。陈独秀后来带头替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并且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一贯好梦。「礼记」中「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吗？「贷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吗？但是，把这么伟大的圣人才能做到的境界，施之于匹夫匹妇，又如何可行？此难怪中国人读了两千年「礼记」，结果却只能读不能行。陈独秀不知国货的共产主义不可行，反引进洋货共产主义，他的徒子徒孙且以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而就于先，再阶级专政于后，期得长治久安，殊不知此非深知马克思者也。马克斯早在一八六五年就完成「资本论」初稿的最后两卷，但他不让恩格斯看，事实上，他在第三卷中，已经动摇了他在第一卷中劳动价值论的论据。他在一八七二年海牙大会的讲演中，也有「我们不否认有些国家如英国、美国，甚至荷兰的劳工们，可用和平方法达到目的」的石破天惊之言，可见马克斯本人，对马克思主义，也不无疑义。恩格斯1890年写信给舒密特，提到马克思曾自讽的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由此可见，此马来头大，固有自知之明者也。如今一个世纪下来，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依然逍遥健在，而共产主义亦不得不明暗之间，走资以求繁荣，可见教匹夫匹妇去做圣人，志士仁人实有力不从心之苦。七十年前陈独秀的带头误以唯物辩证法是科学，证明了他错认「赛先生」。新文化运动人物以「冲决网罗」的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为天下倡，但他们自己，却身陷新罗网而不自知，五四之为岔路，此为最大明证。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又岂止陈独秀？他们之中，不论上层或下层，在为中国导向上面，都不难挑出毛病和笑话。例如鲁迅，在当时，他的思想竟是反对「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他不但反自由民主，并且连代议制度都反，这是什么头脑？又如毛泽东，他在中共建党筹组湖南小组的前夜，还在长沙大公报上鼓吹「湖南独立」、主张中国应「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而湖南本身，要建立「湖南共和国」，以免「湖南受中国之累」！这又是什么头脑？

 

这种由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给中国乱投医、乱带路的现象，在在都显示了他们的「目的热」，往往造成了「方法盲」，原因无他，他们自己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火候不无可议，热情有余，沉潜不足。当时最理智的莫过于胡适。胡适看出主义不是万灵丹，因而劝人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其眼光锐利，确在他人之上。但胡适也有他的盲点，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宣称：「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可是二十七年后，他公开忏悔了，公开忏悔他「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他说三十多年来，「极左的与极右的社会主义，拿国家极大的权力来为社会主义作实验；而两种实验的结果都走到非奴役、集中营，非用政治犯、强迫劳工，非用极端的独裁，没有方法维持他的政权。因为这个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大实验，极左的极右的大实验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教训。」所以大家才有以觉悟。「在外国，如在美国，现在有好几个杂志，最著名的如「自由人」(Freeman)杂志，里面的作家中有许多都是当初做过共产党的，做过社会主义信徒的，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在思想上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三十多年来世界上这几个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使我们引起觉悟──包括我个人，在今天这样的大会里当众忏悔。」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大宗师胡适，在为中国导向方面，也未尝不一时错认「德先生」，而有以误入歧途。连胡适都如此，其它优秀知识分子更可知矣 !

 

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为祖国带路，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专制、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试验过北京红楼梦。什么都试验过，只忘了试验一件事，就是帝国主义统治香港那种调调儿。结果呢，一个多世纪的比赛下来，试验出来最成功的，竟是帝国主义下的香港！香港百分之七十都是中国人，但在洋鬼子的统治下，居然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赞叹的地区，在全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它还能维持生产总值每年百分之十的成长、还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金融中心，更重要的，在繁荣以外，它给了中国人充份的言论自由。结果比赛下来，他们的「殖民」待遇，都胜过我们的「大国民」水平。连起码的自由与繁荣都远胜于中国人自己的统治，这种国耻，比香港割给英国更丢人吧？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除了「以做中国人为荣」外，其它能引以为荣的，竟不堪枚举，除了「爱国」、「民族」、「光荣」、「大义」这些引以自慰的抽象外，简直没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实绩了，做为中国人，这不太可怜了吗？设想当年道光皇帝甘心亡国，岂止香港，连整个中国都割给英国，一个多世纪下来，中国人是不是也不错呢？我看至少至少，不会比国民党统治更坏吧？当然爱国者会说：这是什么话！我们不要做亡国奴！但是，另一种声音我们也不妨想想：许多时候，做了亡国奴的自由与繁荣，竟比做一个政权的家奴还象样，这又怎么说呢？富兰克林说：「那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祖国。」这种声音，岂不也值得我们比比吗？

 

五四运动以打倒帝国主义始，以被帝国主义打倒终。我们走了七十年的远路，如今自由无缘、繁荣没份，在上者专政，在下者浑沌，所谓思想解放、个人解放，都还瞠乎其后，不知何年何月才得登彼岸。抚今追昔，真令人不禁为五四忧。也许再过七十年，我们才能真正达到新文化运动所标榜的项目。不过，先决条件是不能再走错路了，再走错路，再来个七十年也没用。那时候，我们已是世界第一贫穷愚昧之国，连帝国主义都不要我们了！